抗戰差不多四年，成千成萬個頭顱所換來的代價，我以為比增高國際地位等等更寶貴，更重要的是：民族自信心的增強。有了民族自信心，才有中心文化；有了中心文化，政治才會上軌道；政治上了軌道，抗戰建國的大業才能完成，那末新佛教運動，又有什麼關係？不妨先從增強民族自信心說起。

　　菲希德JGfichte說：忠愛祖國為全民爭自由是一種神聖的宗教生活，民族不是建築在經濟的或政治的基礎上，而是建築在道德與宗教的基礎上。這在賀自昭先生所謂學術空氣淺薄忘本的目前，或者會有人眨眨冷笑地報以一嗤，但是我們替菲希德先生找得出很多證據。

　　研究英國史的學者告訴我們，克倫威爾Oliver Cro—所貢獻於英國的，不是一六二八年到一六五八年共和政府，而是在這個政府下面所採行的保護清教徒(Puritan)的政策，克氏自信是上帝命他領導英吉利民族，跑上新時代的「先知」，把英吉利民族造成世界上最優美的民族，乃是他的責任，聖經是他的法律，聖詩和聖史是他的精神基礎，在他的眼中，只有英國才算是真正新教的國家，他負著神的使命，應把新教宣傳於世界，所以不惜任何犧牲，征服了反對新教的愛爾蘭和西班牙，給英吉利民族以深刻而恆久的影響。

　　威爾哈昂(Wildhagen)說英吉利民族的優越性是堅強、精勤、自治、團結和重紀律，都是清教之所養成，也就是英人用以統治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與人口的精神工具，所以英國人總以為英國的一切才是世界上最好的。有了這寶貴的民族自信心，誰也不能否認──尤其在希？拉不取跨海西征的最近──她還不會像法人希佛菲(Siglried)所推論期望的崩潰就在眼前，然而是克倫威爾之賜，新教之賜。

　　日本地小人多，本身沒有文化，其能躋於強國之列，又居然膽敢侵略我擁有四萬五千萬人口的大中華民族，事實告訴我們不是偶然的。戴季陶說：歐洲和美國勢力的壓迫，只是成為日本動搖的原因，成為引起革命的原因(明治維新)，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內成功，則完全是歷史所養成的種種能力的表現，而決不是從外面輸入去的。所以日本人往往喜歡把「日本化」、「大和魂」幾個字放在腦筋裏不放棄。蔣百里也說：「日本人以為另有歐洲人所沒有的內在精神，所設大和魂這個東西。據我看來，Tjtz論美學，嘗說到忘我的界，這種容易導入於忘我境界的性格，怕就是大和魂的真諦，而這剎那間的異常境界，是從佛教禪宗裏所謂悟，所謂空而來的。」這種大和魂寄託在武士身上，就是所謂武士道，在日本歷史上，武士道精神之表現最光榮的要算鐮倉武士抵抗元世祖的跨海東征，而實養成於當時的「武家禪」，這在興禪護國論等書中，敍述得非常詳細，不能抹殺。其後一寧禪師奉了忽必烈的命令，東渡諭降，又引起了「公家禪」的繼起，規定武家禮法的三議一統，也是根據禪宗的百丈清規做的，日本的能夠立國，能夠強盛，可以說是完全由於政治情感與宗教思想的結合菲希德格言，我們還能忽視嗎？

　　佛教慈悲平等的宗旨，犧牲向上的行為，和儒家的忠恕之道深相脗合，他流傳至全國又深入民間，中華民族的所以能夠屢仆屢起，巔然獨存，佛教實是一個決定的因素。我們只看明末清初那些忠臣義士如金堡、趙明揚、錢邦芑、方以智、熊開元、朱若極……等，為什麼失敗之後，一個個削髮出家，不？？？？，就可想見。那末誰又能夠否認這次神聖抗戰內在原因，何嘗沒有佛教的動力呢？

　　目前，固然佛教的哲學思想已被後起的宗教形式所掩，在民間和許地山所？僥倖心與氣？思想的迷信結著不解緣，在佛教界內也都是些定命論者與「信仰上胡亂崇拜」者，這對於民族性當然沒有好處，新佛教運動正想針對著這一個流弊，佛教「澈底做人」的信條而與以糾正，因為在「澈底做人」的信條下面，信彿的人，無論在精神方面、物質方面，只有依著真理的準繩，範圍自己，有一分苟且假借的企圖，有一樁不可以告人的曖昧，都不能算是佛的弟子，所以真正的佛教徒，氣象是軒昂磊落的，態度是坦白慈祥的，言論是明敏深刻的。他們不求依傍，不計利害，生活在天機活潑的真理之海裏，滿面孔是赤熱的真情，「但行好事，不問前程」，自然是忠孝仁愛，信義和平，澈底破除迷信的實行者，我們如果再拿高僧傳，居士傳翻一翻，古往今來有幾個佛教大德不是頂天立地的硬漢？王安石說：「儒門淡薄，收拾不住英雄，孟子以後乃皆投入佛門。」新佛教運動與中華民族性的關係，或者也可以從他這一段話想像而得。

　　在未談中心文化以前，我先要問什麼是文化的中心？也就是問文化從什麼地方產生的？現在有許多人都異口同聲的說：文化是物質的反映，我的回答是「唯唯否否」。假定文化真不過是物質的反映的話，那我們很不配來討論文化問題，因為有物質在負責。但是物質本身並沒有要我們這樣那樣做，要我們這樣那樣做的是人，人不就是經濟，不光是機械式的細胞，神經是活生生的整個的。有了人，才有所設社會國家，文化武化(不妨這麼說吧)，所以文化的中心是人，人就是文化的中心。

　　人既然是文化的中心，討論一般文化問題，當然要以人為出發，先決條件是：什麼是人？怎樣做人？打開一部文化史，可以數得出歷史上的許多問題、爭端，大都起於人的解釋與做人的方式之不同。──當然有的時候，尤其是混亂的時候，在表面上並不顯明。──儒家是專門討論這兩個問題的，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，都一致承認儒家是人為主義者，注重倫理道德的實踐。佛教呢？也是從人生出發，釋迦牟尼的捨位出家，完全為的是想解除人生的苦痛而進求自在解脫，所以他的宇宙論也是拿人生問題做中心的。什麼業感緣起，什麼諸行無常，和孟子的萬物皆備於我，論語的逝者如斯，都可以溝通得起，佛教在中國流傳到一兩千年，始終與儒家並道而馳，照這樣看來，與其說是「極合中國人的嚐好」，還不如說因為與孔孟哲學基點相同之故，那末根據了人為文化中心的原則，儒佛兩家的思想，或者可以算中心文心的核心了吧！

　　在西洋，粗樸的原子論者如泰勒士(Thales)、赫拉克里特(Heraclius)、德謨克里特(Domocritus)等開了哲學之端，繼起的才是蘇格拉底、柏拉圖，和亞里斯多德，他們的哲學思想，恰巧也是從自然轉向到人生，所以經得住二千多年的推敲，而還有其不可磨滅的地方。

　　誠然，極端注重了怎樣做人，會忘掉和自然界奮鬥因而使社會進化停頓，但也不是不可以補救。不過像狄澤修二(西洋哲學史東方哲學史的日本作者)的信口開河，任意抹殺，只是暴露了他那樣投降法西軍閥之無人性，根本夠不上談補救。要談補救，需要對於中心文化有認識。新佛教運動或者在此也可以少盡一點棉力。

　　要使政治上軌道，黃旭初先生的幹部政策是非常正確的。孔子說：「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，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」曾國藩說：「中興在於得人，除得人以外，無一事可恃。」所以又有人說：「幹部決定一切，先決條件則是怎樣決定幹部。

　　怎樣決定幹部呢？以內心的改造為唯一途徑，否則法令機關，都可以變成作奸犯科的工具，政府真也不過是舞台而已。其實此次國難的近因，固然是日本軍閥的罪惡，講到遠因，則國人道德之墮落實以招致之。二三十年來，新的淺薄無聊，舊的烏烟瘴氣，整個民族道德，掃地無餘，直到現在社會那一面還只看到自私自利的伸張。國父的主張精神教育，總裁的提倡精神動員確是玉律金科，對症良藥。

　　但是要精神振足，不是靠幾篇宣言、幾句口號可以收效的。豐子愷說：「世間相逢不知老的人畢竟大多，因此這些話(佛教人生無常的話)都成了空話。現在宗教的衰頽，其原因恐怕也在於此。現在缺乏慷慨的，忍者的，慈悲的，捨身的行為。」這話很對，所以新佛教運動對於改造道德，使幹部健全，政治上軌道，也有其實際的作用。至於管子的所謂：「倉稟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」，那是為大眾著想，我們也不否認。

　　照上面講起來，新佛教運動對於增進民族自信心，對於中心文化，對於決定幹部使政治上軌道，都有其不能漠視的作用。可以說毫無問題，問題是在於怎樣使新佛教運動堅強起來。講到這裏，真叫我有點茫然！佛教界內積弊重重，一部份人還不以為非，還不想積極改進，幹部的決定，惟待僧青年們自家的奮鬥，而事實上是非常艱苦的。但不如此，又何必要佛教！僧青年們！我們是人類的鐘，堅強起來，向著抗戰建國的大道邁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