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世學養成期（1907~1925，從出生至出家，共19年）

 

道安長老出生大族，自幼聰穎過人。六歲入學私塾，學習中國古典文史子集，十歲又於陶氏私館接觸新思想，養成了深厚的國學基礎，亦啓發探討西方新學的興趣。

1907（光緒33）1歲

△十一月十七日，寅時，法師生。

根據道安長老家人所提供之《傅氏五修族譜》記載，長老為達東子，名茂昌，字錫榮。生於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五日。

傅氏世居湖南祁陽[1]四靖鄉甘子山（今祁東縣靈官鎮），宗代業農，其祖父隆潤公，勤儉持家，積裕甲閭里。其父達東（後出家名「普度」，字「彼岸」，道安長老稱「血師」者是）為第四子，賦性穎悟，慈孝淳淑。母病三月之久，晝夜侍奉湯藥，未嘗合目，毫無倦色。達公自幼體弱，未能如諸兄力耕，除協助隆潤公管理帳務外，並任地方排難解紛鄉紳工作，後改行商。於行商間，得以親近高僧，預聞佛法，無論在家或旅行，朝晚必誦《心經》、《金剛經》以為常課。此亦錫榮接觸佛法之始。後錫榮與達公父子二人同時出家。（參考〈彼岸和尚行述〉，道安長老著，《道安法師遺集》六，pp.987~990。）

1908（光緒34）2歲

1909（宣統1）3歲

1910（宣統2）4歲

1911（宣統3）5歲

△是年讀完《三字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聲律啟蒙》、《幼學瓊林》諸書。

1912（民1）6歲

△正月正式入學，就讀於傅宗問進士書館，讀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諸書畢。

△八指頭陀往生[2]。

1913（民2）7歲

△仍就讀傅進士書館。

△開始讀《綱鑑易知錄》、《詩經》等書，及《唐詩選讀》。

1914（民3）8歲

△仍就讀傅進士書館。

△讀《左傳》，通解《綱鑑》、《書經》等籍。

1915（民4）9歲

△仍就讀傅進士書館。

△逢單日授經，雙日授史，每旬日，作文一篇。

1916（民5）10歲

△年初轉讀陶氏私館。

陶氏宗杰為上海某大學畢業，具新思想。教學方法新穎，舊學根基亦佳。此是法師接觸新思想之始，學業大進。並讀《禮記》及《莊子》，對《莊子》尤深喜愛。

陶氏對美術、哲學、政治、教育等，均有成就。但對於革命及參政無興趣，故願就私館教席。當時就讀者三十八人，大多為陶氏子弟。

1917（民6）11歲

△繼讀就讀陶氏書館。讀《昭明文選》、《史記》等。並開講《昭明文選》，對司馬遷的才華學識，懷敬佩意。

1918（民7）12歲

△仍就讀陶氏私館。

△七月慈母產難逝世，法師哀傷逾恆。有二妹，皆年幼，賴伯母扶持。

就讀不輟，讀老子《道德經》及楊子、墨子等書。

1919（民8）13歲

△父達東公經商在外，法師在伯母照顧之下自己管理田產，教養兩妹。（出家前，兩妹已先後適人。）

△父因貿易走雲南、兩廣及九江等地，嘗入寺聽講《心經》，歸後早晚並焚香諷誦。法師薰聞，因亦能背誦。

1920（民9）14歲

△仍就讀陶氏私館。

△是年讀王陽明等語錄，及經史雜抄，古文辭類纂等書，文思大進。

△法師因受韓文公闢佛影響，對佛教印象不良，及讀朱子等語錄，對佛教更起反感，常以理學家自命。

△法師幼患氣喘，至此日益嚴重。

1921（民10）15歲

△繼就讀陶氏私館。

△開始接觸時人論著，受新思潮之影響，有了新觀念。對康有為、章太炎、梁任公、譚嗣同、王運闓等諸前賢的論著，尤為欣賞。於胡適輩打倒孔家店之新文化運動諸論著，則採取觀望態度。

△繼續攻讀諸子舊學。

1922（民11）16歲

△繼在陶氏私館肄業。

△開始讀時人翻譯的《天演（進化）論》、《唯物史觀》等著作，對西方人論述的感受是有條理、有層次，立論新穎，有引人入勝之妙，很合乎時代青年的興趣。

△於梁任公的著作，尤為愛好，無不閱讀。

△九月於鄉賢周聆琴家，得佛教月刊《海潮音》。偶翻閱，覺其論著入時，內容豐富，愛不釋手。重陽節，登本鄉十里峯，遊瑞霞寺，得《釋迦應化事迹》（佛陀傳記）一部。携回細讀，不禁對佛陀產生崇拜嚮往之情。過去對佛教的反感，忽然一掃而空。一夜之間，法師的人生觀，有了極大的轉變。

〈我與太虛大師〉：「我出家，是由於閱《海潮音》。海潮音，是大師所創辦的文化事業之一。當民國十三年的冬天，私館放假不久，正下大雪，我冒險爬上故鄉的十里峯，欣賞萬山皆銀色的雪景。興致淋漓之餘，又跑進幽寂雅緻的瑞霞寺，就在佛殿的經櫥內，發現了梁僧祐撰的《釋迦譜》五卷，及中國三大雜誌之一的《海潮音》五本，我披閱二書的內容，真是喜出望外。我向寺主借回家，細細披閱。十四年元月十五日，又在周鵬翥先生（曾任黎元洪的秘書長）家獲閱以後各期的《海潮音》。周氏並且告訴我：『近日遊學日本的學生，多研究佛學。』他還舉出當代譚嗣同、康有為、梁任公、章太炎、劉仁航、張化聲許多革命志士，多得力於佛學之助者。由此二書與周君的一席話，遂改變了我崇拜「文起八代之衰」的韓愈和歷史中英雄人物的錯誤觀念，而使我竟在次年（民十五年）的元月出家了。」（《道安法師遺集》四，p.47-48）

1923（民12）17歲

△仍在陶氏私館肄業。

△先是大伯母逝世，接著二伯父母相繼棄養。因痢疾流行，全鄉死於是疫者數千人，法師所居村里，死者十餘人。全村唯法師父子，未受感染。日夜忙於為病者請醫、煎藥，為亡者葬喪。

△對釋迦太子的感人生無常，因而割愛出家，有了真實的感受，切身的印證。

1924（民13）18歲

△仍就讀陶氏私館。

△讀《易經》及研究漢代註疏之學。並與表妹陶琬琹，過從甚密，因館址距其家甚邇。

法師十二失恃，幼患癆病，體質素弱，姑母倍加鍾愛，視同己出。琬琹亦善詩詞。課暇常以詩詞相切磋。

△正月踏青，復遊瑞霞寺，得木刻本《高僧傳》全部，及張商英之《護法論》。歸後詳細閱讀，對高僧生活方式之特殊，自度度人之成就，欣羨不已，竊嚮往之。

因讀張商英之《護法論》，得以認識宋明理學家之排佛論，實係皮相之談，完全出自一己的偏見。

〈我與太虛大師〉：「我出家，是由於閱《海潮音》。海潮音，是大師所創辦的文化事業之一。當民國十三年的冬天，私館放假不久，正下大雪，我冒險爬上故鄉的十里峯，欣賞萬山皆銀色的雪景。興致淋漓之餘，又跑進幽寂雅緻的瑞霞寺，就在佛殿的經櫥內，發現了梁僧祐撰的《釋迦譜》五卷，及中國三大雜誌之一的《海潮音》五本，我披閱二書的內容，真是喜出望外。我向寺主借回家，細細披閱。

十四年元月十五日，又在周鵬翥先生（曾任黎元洪的秘書長）家獲閱以後各期的《海潮音》。周氏並且告訴我：「近日遊學日本的學生，多研究佛學。」他還舉出當代譚嗣同、康有為、梁任公、章太炎、劉仁航、張化聲許多革命志士，多得力於佛學之助者。由此二書與周君的一席話，遂改變了我崇拜「文起八代之衰」的韓愈和歷史中英雄人物的錯誤觀念，而使我竟在次年（民十五年）的元月出家了。這是我出家以大師《海潮音》作媒介的一種遠因。」《二力室文集》（下）p.47

△十二月中旬，琬琹表妹亡，姑母悲甚，法師益感人命無常，喘症加劇。[3]

1925（民14）19歲

△仍就讀陶氏書館，專研究各種文學體裁、結構、作法，對《文心雕龍》，特別欣賞，頗多會心處。

△七月中，岐山仁瑞寺高僧，楚寶上座蒞村。住遠房叔祖家中，叔祖母胡氏，乃上座在俗之胞姐。駐錫三日，每夜於村中廣場，演說佛法。上座修持嚴謹，持咒靈感特多，聞閱大藏經三遍，禪定力彌堅。說法則深入淺出，透闢入微。談到因果報應，絲毫不爽，聞者凜然。村人廣場納涼，兼聞稀有佛法，雖至深夜，聽者忘疲。圓滿之夜，請求皈依者八十九人，法師亦蒙受記。

△八月，楚寶上座，特寄贈《維摩詰經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等佛學典籍。法師悉心研究，殊感層次井然，意境高邃，非世學所能比擬。

△法師於讀《釋迦應化事跡》、《海潮音月刊》及梁任公諸著後，已對佛學發生極大興趣。及讀《護法論》、《維摩詰經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等，益感宋儒理學家之排佛諸論，偏執無由矣。

△本年冬，學業告一段落，陶氏書館，亦暫告結束。

△法師深感時局混亂，內戰不休，家園地當粵桂通衢，兵馬往來，時遭苛擾，向讀史，所羨之英雄豪傑，今竟視為虎狼之輩。因對歷史人物，亦不免抱懷疑態度。憶曹松「憑君莫話封侯事，一將成功萬骨枯！」由之益感塵世夢幻，無足營謀，遂懷出塵之志矣。

△除夕，法師向嚴父達東公，禀明欲求出家。蒙允！並謂法師曰：「汝年少，就有此志，父亦無復紅塵之戀矣，不如偕汝同時入山。」當即將動產、不動產，立約書贈大伯。

註解：

[1]《道安法師法脈傳記》：「 南嶽衡山往南二百里左右，有一座祁山。祁山雲峰聳立，石骨高撐，岫削鞭蓉，谷攢錦繡，形成著名的自然景觀──祁山疊翠。」（徐孫銘、文平志、王傳宗合著《道安法師法脈傳記》p.54，太平慈光寺印行）按：道安長老在台灣創建的道場，取名「疊翠山松山寺」，概有懷鄉之意。

[2] （《遺集》八p.1546）：晚從子齋而在太虛大師的潮音草舍詩稿中，果然找到了八指頭陀圓寂的年號──民國元年壬子十二月二日，死于北平法源寺的，當時係袁世凱（項臣）為總統，接受諦閑十七僧管理寺院的條陳，即宣佈對寺院的管理規則。當時湖南等七省，立即受到災害。八指頭陀與南七省諸山長老，商量結果，由八指頭陀進京據理力爭。

[3] 37年10月16日記：「家庭之貧富，人口之多少，在時間上，大有三十年一轉運之象徵。當予十歲時，家中自祖父母以下，將三十人，家政之富裕，人口之多，幾冠祖父輩之百餘人，而予年十五至十八──出家──時，家庭之人數死亡殆半，家道亦遂貧弱。予偶一回憶，不禁悽然於懷而鬱悶恫之。總之，家庭之衰落，人事之無常，及當時內憂外患之夾攻，乃促使予出家之最大原因。」《道安法師遺集》（五）p.8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