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世學養成期(1907~1925,從出生至出家,共19年)

 

道安長老出生大族,自幼聰穎過人。六歲入學私塾,學習中國古典文史子集,十歲又於陶氏私館接觸新思想,養成了深厚的國學基礎,亦啓發探討西方新學的興趣。

1907(光緒331

△十一月十七日,寅時,法師生。

根據道安長老家人所提供之《傅氏五修族譜》記載,長老為達東子,名茂昌,字錫榮。生於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五日。

傅氏世居湖南祁陽[1]四靖鄉甘子山(今祁東縣靈官鎮),宗代業農,其祖父隆潤公,勤儉持家,積裕甲閭里。其父達東(後出家名「普度」,字「彼岸」,道安長老稱「血師」者是)為第四子,賦性穎悟,慈孝淳淑。母病三月之久,晝夜侍奉湯藥,未嘗合目,毫無倦色。達公自幼體弱,未能如諸兄力耕,除協助隆潤公管理帳務外,並任地方排難解紛鄉紳工作,後改行商。於行商間,得以親近高僧,預聞佛法,無論在家或旅行,朝晚必誦《心經》、《金剛經》以為常課。此亦錫榮接觸佛法之始。後錫榮與達公父子二人同時出家。(參考彼岸和尚行述,道安長老著,《道安法師遺集》六,pp.987~990。)

1908(光緒342

1909(宣統13

1910(宣統24

1911(宣統35

△是年讀完《三字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聲律啟蒙》、《幼學瓊林》諸書。

1912(民16

△正月正式入學,就讀於傅宗問進士書館,讀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諸書畢。

△八指頭陀往生[2]

1913(民27

△仍就讀傅進士書館。

△開始讀《綱鑑易知錄》、《詩經》等書,及《唐詩選讀》。

1914(民38

△仍就讀傅進士書館。

△讀《左傳》,通解《綱鑑》、《書經》等籍。

1915(民49

△仍就讀傅進士書館。

△逢單日授經,雙日授史,每旬日,作文一篇。

1916(民510

△年初轉讀陶氏私館。

陶氏宗杰為上海某大學畢業,具新思想。教學方法新穎,舊學根基亦佳。此是法師接觸新思想之始,學業大進。並讀《禮記》及《莊子》,對《莊子》尤深喜愛。

陶氏對美術、哲學、政治、教育等,均有成就。但對於革命及參政無興趣,故願就私館教席。當時就讀者三十八人,大多為陶氏子弟。

1917(民611

△繼讀就讀陶氏書館。讀《昭明文選》、《史記》等。並開講《昭明文選》,對司馬遷的才華學識,懷敬佩意。

1918(民712

△仍就讀陶氏私館。

△七月慈母產難逝世,法師哀傷逾恆。有二妹,皆年幼,賴伯母扶持。

就讀不輟,讀老子《道德經》及楊子、墨子等書。

1919(民813

△父達東公經商在外,法師在伯母照顧之下自己管理田產,教養兩妹。(出家前,兩妹已先後適人。)

△父因貿易走雲南、兩廣及九江等地,嘗入寺聽講《心經》,歸後早晚並焚香諷誦。法師薰聞,因亦能背誦。

1920(民914

△仍就讀陶氏私館。

△是年讀王陽明等語錄,及經史雜抄,古文辭類纂等書,文思大進。

△法師因受韓文公闢佛影響,對佛教印象不良,及讀朱子等語錄,對佛教更起反感,常以理學家自命。

△法師幼患氣喘,至此日益嚴重。

1921(民1015

△繼就讀陶氏私館。

△開始接觸時人論著,受新思潮之影響,有了新觀念。對康有為、章太炎、梁任公、譚嗣同、王運闓等諸前賢的論著,尤為欣賞。於胡適輩打倒孔家店之新文化運動諸論著,則採取觀望態度。

△繼續攻讀諸子舊學。

1922(民1116

△繼在陶氏私館肄業。

△開始讀時人翻譯的《天演(進化)論》、《唯物史觀》等著作,對西方人論述的感受是有條理、有層次,立論新穎,有引人入勝之妙,很合乎時代青年的興趣。

△於梁任公的著作,尤為愛好,無不閱讀。

△九月於鄉賢周聆琴家,得佛教月刊《海潮音》。偶翻閱,覺其論著入時,內容豐富,愛不釋手。重陽節,登本鄉十里峯,遊瑞霞寺,得《釋迦應化事迹》(佛陀傳記)一部。携回細讀,不禁對佛陀產生崇拜嚮往之情。過去對佛教的反感,忽然一掃而空。一夜之間,法師的人生觀,有了極大的轉變。

〈我與太虛大師〉:「我出家,是由於閱《海潮音》。海潮音,是大師所創辦的文化事業之一。當民國十三年的冬天,私館放假不久,正下大雪,我冒險爬上故鄉的十里峯,欣賞萬山皆銀色的雪景。興致淋漓之餘,又跑進幽寂雅緻的瑞霞寺,就在佛殿的經櫥內,發現了梁僧祐撰的《釋迦譜》五卷,及中國三大雜誌之一的《海潮音》五本,我披閱二書的內容,真是喜出望外。我向寺主借回家,細細披閱。十四年元月十五日,又在周鵬翥先生(曾任黎元洪的秘書長)家獲閱以後各期的《海潮音》。周氏並且告訴我:『近日遊學日本的學生,多研究佛學。』他還舉出當代譚嗣同、康有為、梁任公、章太炎、劉仁航、張化聲許多革命志士,多得力於佛學之助者。由此二書與周君的一席話,遂改變了我崇拜「文起八代之衰」的韓愈和歷史中英雄人物的錯誤觀念,而使我竟在次年(民十五年)的元月出家了。」(《道安法師遺集》四,p.47-48)

1923(民1217

△仍在陶氏私館肄業。

△先是大伯母逝世,接著二伯父母相繼棄養。因痢疾流行,全鄉死於是疫者數千人,法師所居村里,死者十餘人。全村唯法師父子,未受感染。日夜忙於為病者請醫、煎藥,為亡者葬喪。

△對釋迦太子的感人生無常,因而割愛出家,有了真實的感受,切身的印證。

1924(民1318

△仍就讀陶氏私館。

△讀《易經》及研究漢代註疏之學。並與表妹陶琬琹,過從甚密,因館址距其家甚邇。

法師十二失恃,幼患癆病,體質素弱,姑母倍加鍾愛,視同己出。琬琹亦善詩詞。課暇常以詩詞相切磋。

△正月踏青,復遊瑞霞寺,得木刻本《高僧傳》全部,及張商英之《護法論》。歸後詳細閱讀,對高僧生活方式之特殊,自度度人之成就,欣羨不已,竊嚮往之。

因讀張商英之《護法論》,得以認識宋明理學家之排佛論,實係皮相之談,完全出自一己的偏見。

〈我與太虛大師〉:「我出家,是由於閱《海潮音》。海潮音,是大師所創辦的文化事業之一。當民國十三年的冬天,私館放假不久,正下大雪,我冒險爬上故鄉的十里峯,欣賞萬山皆銀色的雪景。興致淋漓之餘,又跑進幽寂雅緻的瑞霞寺,就在佛殿的經櫥內,發現了梁僧祐撰的《釋迦譜》五卷,及中國三大雜誌之一的《海潮音》五本,我披閱二書的內容,真是喜出望外。我向寺主借回家,細細披閱。

十四年元月十五日,又在周鵬翥先生(曾任黎元洪的秘書長)家獲閱以後各期的《海潮音》。周氏並且告訴我:「近日遊學日本的學生,多研究佛學。」他還舉出當代譚嗣同、康有為、梁任公、章太炎、劉仁航、張化聲許多革命志士,多得力於佛學之助者。由此二書與周君的一席話,遂改變了我崇拜「文起八代之衰」的韓愈和歷史中英雄人物的錯誤觀念,而使我竟在次年(民十五年)的元月出家了。這是我出家以大師《海潮音》作媒介的一種遠因。」《二力室文集》(下)p.47

△十二月中旬,琬琹表妹亡,姑母悲甚,法師益感人命無常,喘症加劇。[3]

1925(民1419

△仍就讀陶氏書館,專研究各種文學體裁、結構、作法,對《文心雕龍》,特別欣賞,頗多會心處。

△七月中,岐山仁瑞寺高僧,楚寶上座蒞村。住遠房叔祖家中,叔祖母胡氏,乃上座在俗之胞姐。駐錫三日,每夜於村中廣場,演說佛法。上座修持嚴謹,持咒靈感特多,聞閱大藏經三遍,禪定力彌堅。說法則深入淺出,透闢入微。談到因果報應,絲毫不爽,聞者凜然。村人廣場納涼,兼聞稀有佛法,雖至深夜,聽者忘疲。圓滿之夜,請求皈依者八十九人,法師亦蒙受記。

△八月,楚寶上座,特寄贈《維摩詰經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等佛學典籍。法師悉心研究,殊感層次井然,意境高邃,非世學所能比擬。

△法師於讀《釋迦應化事跡》、《海潮音月刊》及梁任公諸著後,已對佛學發生極大興趣。及讀《護法論》、《維摩詰經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等,益感宋儒理學家之排佛諸論,偏執無由矣。

△本年冬,學業告一段落,陶氏書館,亦暫告結束。

△法師深感時局混亂,內戰不休,家園地當粵桂通衢,兵馬往來,時遭苛擾,向讀史,所羨之英雄豪傑,今竟視為虎狼之輩。因對歷史人物,亦不免抱懷疑態度。憶曹松「憑君莫話封侯事,一將成功萬骨枯!」由之益感塵世夢幻,無足營謀,遂懷出塵之志矣。

△除夕,法師向嚴父達東公,禀明欲求出家。蒙允!並謂法師曰:「汝年少,就有此志,父亦無復紅塵之戀矣,不如偕汝同時入山。」當即將動產、不動產,立約書贈大伯。

註解:

[1]《道安法師法脈傳記》:「 南嶽衡山往南二百里左右,有一座祁山。祁山雲峰聳立,石骨高撐,岫削鞭蓉,谷攢錦繡,形成著名的自然景觀──祁山疊翠。」(徐孫銘、文平志、王傳宗合著《道安法師法脈傳記》p.54,太平慈光寺印行)按:道安長老在台灣創建的道場,取名「疊翠山松山寺」,概有懷鄉之意。

[2] (《遺集》八p.1546):晚從子齋而在太虛大師的潮音草舍詩稿中,果然找到了八指頭陀圓寂的年號──民國元年壬子十二月二日,死于北平法源寺的,當時係袁世凱(項臣)為總統,接受諦閑十七僧管理寺院的條陳,即宣佈對寺院的管理規則。當時湖南等七省,立即受到災害。八指頭陀與南七省諸山長老,商量結果,由八指頭陀進京據理力爭。

[3] 37年10月16日記:「家庭之貧富,人口之多少,在時間上,大有三十年一轉運之象徵。當予十歲時,家中自祖父母以下,將三十人,家政之富裕,人口之多,幾冠祖父輩之百餘人,而予年十五至十八──出家──時,家庭之人數死亡殆半,家道亦遂貧弱。予偶一回憶,不禁悽然於懷而鬱悶恫之。總之,家庭之衰落,人事之無常,及當時內憂外患之夾攻,乃促使予出家之最大原因。」《道安法師遺集》(五)p.89